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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王小二過年”的日軍
盡管侵華日軍從一開始就在占領區推行“以戰養戰”政策，瘋狂地對中國進行無情的經濟掠奪，并且對本國人民出進行變本加厲的榨取，但仍遠遠彌補不了戰場上的巨大消耗。
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，日本被迫追加實施第二次軍需動員計劃，并采取了諸如利用代用品、回收廢品，乃至降低產品規格的措施，希望用降低質量的辦法來滿足對數量的需求。盡管如此，日本在軍需物資的供應上仍捉襟見肘。1938年6月，日軍甚至將本國中學里的教練步槍都收回加以利用。
而日軍從中國掠奪軍需供應的方式，也在變得愈加困難。
因為哪里有壓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敵后抗日軍民亦采取了一系列經濟斗爭方式，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，粉碎侵華日軍“經濟開發”、“以戰養戰”的戰略企圖。
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內，我軍民實行統制貿易，設置關卡，杜絕物資外流資敵；發行貨幣，禁止敵鈔流入。
在敵戰區，中共發動群眾破壞敵人的交通線和控制的工廠、礦山，抵制日貨，使敵人對中國經濟侵略的計劃破產，同時使它越來越多的財力、物力消耗在中國戰場。
正如毛澤東主席在《論持久戰》中指出的那樣：
日本國度比較小，其國力、軍力、財力、物力均感缺乏，經不起長期的戰爭，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問題……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，戰爭將使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。
日本軍事經濟衰竭、戰爭財政拮據，這在侵華日軍的身上有著明顯反映，主要表現為后勤供給狀況惡化，日軍士兵生活待遇直線下降。
此外，物價不斷上張、貨幣不斷貶值，也直接影響了士兵的實際收入。而日本士兵的伙食費，是直接從到手的薪金里抽取，交給在聯隊里保管倉庫和負責出納的士官，或交給負責烹飪的炊事士官和炊事兵，統一采買主副食。剩下的錢才能由士兵個人支配。
日軍侵華初期，各部隊中隊以上均設有“酒保”。所謂“酒保”，就是專賣生活日用品的隨軍小賣部，為日軍官兵服務。其物價較市場價便宜，煙、酒、糖等物品均大量供應，士兵有閑錢就可隨意購買。但從1940年開始，由于日用品供應不足，大隊以下的“酒保”均被取消。到1944年，隨著敵后抗日根據地開始局部反攻，日軍實際控制區域不斷縮小，交通線受襲擾的頻率越來越高，導致日軍“酒保”供應品的售價像斷了線的風箏般扶搖直上。其中，面包價格較1943年上漲了3倍多，紙煙的價格上漲了10多倍，白糖價格更是上漲了100多倍。
具體的伙食，我們來看這么一則資料。
1931年，日本陸軍頒布了修改后的《戰時給與規則》，首度將甜食列入軍人口糧當中。根據該規則，戰時陸軍每人每天的伙食定量如下：
主食：精米640克、精麥200克；代用品為精米855克，或面包1020克，或餅干675克。
肉類：罐頭肉150克。代用品為帶骨鮮肉或咸肉200克，或無骨咸肉、帶骨干肉150克，或雞蛋150克，或無骨干肉120克。
蔬菜類：干蔬菜110克，或新鮮蔬菜500克。
漬物類：梅干40克或福神漬40克；代用品為糠漬醬菜或鹽漬醬菜60克（所謂“糠漬”，是用米糠中所含的乳酸菌來發酵腌漬蔬菜的方式）。
調味料：濃縮醬油20克、食鹽12克、味噌粉40克、砂糖15克；代用品為醬油0.1升或味噌75克。
飲料：茶葉3克。
加給品：每人每天清酒0.4升或燒酒0.1升，甜食120克，紙卷煙20支。
看起來似乎還相當豐富，各種營養物質門類齊全，是吧？
然而，全面抗戰爆發后，這項規定其實就沒怎么真正落實過。
前侵華日軍東史郎在其日記中多次提到，日軍的戰場后勤保障能力很差。在部隊出發的前幾天，還可以就士兵自帶的口糧過日子，然后就開始節食減肥。1天吃不到1合（1合約0.18升）大米，菜就是咸菜什么的，一點奶糖都是十分珍貴的，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動物食品。只有在部隊到后方休整時，才有可能吃能按軍部標準發放的基本伙食，或是部隊“就地征發”——實際就是搶劫。
根據日軍戰史資料及幸存士兵戰后回憶，侵華戰爭初期，日軍官兵的主食中大米占70%，后來遞減為50%（1940年6月后，日軍部隊普遍以面條、饅頭為主食），主食中摻雜了大豆、小米與雜糧。供應量也由原來的每天6合減為5合（約700克）。每餐僅一小碗。在副食品的供應上，剛開始為豬、牛肉及雞、蛋等，后來逐步為生魚、腌魚、海帶等代替。至1943年后又代之以醬、蔬菜、南瓜、蘿卜等。
士兵連飯也吃不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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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官吃香喝辣，士兵饑腸轆轆
戰爭期間，供應緊張是常事，交戰各方往往都要面對相似的困難局面。但“缺糧”的問題在日軍身上表現得尤為激烈，有一個重要原因，那就是日軍中等級劃分森嚴，官兵在伙食方面極不平等。
原駐膠東的日軍獨立混成第5旅團第19大隊上等兵小林清，于1939年秋末在與八路軍作戰中被俘，經過教育后轉變思想，成了一名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、著名的“日本八路”，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（見庫叔此前推送的文章《被鬼子包圍了，許世友大吼：給這個日本兵一挺機槍，讓他上！結果出人意料......》）。
他對39年駐山東日軍的伙食情況有非常形象的回憶：
“在生活方面按規定每人每頓糧二合(約半斤)，煮成飯只有一大碗，平常就不太夠吃，如有演習或者長宮們舞弊，把糧食私自賣給日本僑民時，那么士兵們就更加遭殃了。老兵還能想點辦法而新兵們卻餓得夠嗆，往往偷老兵們的殘羹剩飯。尤其是晚上站崗的時候，肚子餓得特別難受，一般都是兩人站崗，肚子餓時一個站崗，一個人到外面街上去找東西吃。”
“規定雖然是每頓二合糧，但是中隊長往往借口說：‘打仗時，吃不飽肚子怎么辦？為了做到在吃不飽肚子的情況下也能打仗，平常就應該經常多練習練習餓肚。’為了練習餓肚子，中隊長便下命令把該發的糧食減去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，這就叫做實行‘減食’訓練。另外，由于戰爭的延長我們的給養也越來越困難。過去吃的全部是大米，而現在因國內大米缺少，便給我們吃小米、豆子、山芋等，一半細糧一半雜糧。即使打仗時，也不過吃白面、小米、高梁和土豆之類的東西，而美其名曰‘代用食’。”
“過去發的罐頭，里面裝的是豬肉，牛肉以及魚肉和雞肉，而現在發的罐頭里面裝的卻是豆類，要不就是那些既無營養又無滋味的‘昆布’（海帶）。長官們平常都要吃好幾樣菜，不是日本的肴饌，就是中國的特產，甚至有的日本名菜，都是用軍用飛機從日本運來的。與長官們相反，士兵們下飯的菜卻是水多菜少的南瓜湯、茄子湯、白菜湯。”
此外，長官們還經常會餐，做‘私物料理’(私下做菜)。會餐用的也是士兵的伙食費，這樣我們的伙食就更壞了。”
“在營房駐守的時候，一星期只有兩次大米飯和兩次白面，其余全部是‘代用食’。而且若是吃大米飯和面條時，一人只有一大碗，吃饅頭時，一人兩個，根本就吃不飽。”
而前面提到的“酒保”，供應的物品中，物美價廉的優先供應給軍官，質次價高的都由軍官下令強制士兵購買。
瞧瞧，這就是侵華日軍的伙食狀況，長官的大手大腳更加劇了士兵的困難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哪怕是上峰沒有下達“三光”的命名，這幫子餓紅了眼的豺狼還不得見啥搶啥？
當年中國窮，雞是作為一種主要靠散養、可從自然界自行獲取食物、不太消耗寶貴糧食的家禽，自然成了農民養殖的首選。這些放養的雞可是地地道道的土雞，那滋味豈是養雞場里被飼料催出來的速生雞所能比的？
而在當時的日本國內，因為品種及產量的原因，雞肉一直是奢侈品。按1921年的物價，一碗拉面售價0.1日元，一條鯛魚售價0.15日元，而一只雞卻賣到3.6日元。大部分日本人即便是逢年過節也未必能吃到一口雞肉。
下鄉掃蕩見到土雞，焉有不搶之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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饑餓的日軍：槍炮換糧食、給中國人打工、認人當“爹”......
不過，搶雞的日子并沒能真正扭轉日軍的饑餓危機。
搶著搶著，到1944年及以后，日軍漸漸搶不動了。
這一方面是因為淪陷區百姓的物資給糟蹋得差不離了，另一方面侵華日軍不僅戰斗力下降明顯，而且戰斗意志也大不如前，加上長年半饑半飽，體力也跟不上，動手搶掠已經不像戰爭初期那樣信手拈來，十拿九穩。
那咋辦呢？肚皮餓著咕咕叫，總得想點辦法吧。于是在敵后戰場上的侵華日軍中，啥光怪陸離的事兒都發生了。
日本和平學研會曾采訪過200多侵華日軍幸存老兵，他們回憶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，部隊伙食就已經很糟糕了。
為增加份量，吃搶來的麥子時經常不去麩殼，下地挖野菜、捉蛇捕蛙、上樹掏鳥窩的事屢見不見。青黃不接時，甚至連地里的青苗也不放過。
1942年1月18日的《晉察冀日報》報道：
在糧食給養上，敵人就更加狼狽了。據抓去的民夫談敵人每日三餐均吃雜米飯（即少許大米拌上高粱），而且每人只限吃一碗，當然吃不飽是事實，于是便只好出來搶劫。敵人曾經為了搶一個老太婆的窩窩頭和大豆而打起架來，而菜蔬則以搶來的老百姓的南瓜和山藥充之。老兵4人一小碟，新兵6人一小碟，每人吃不到三口便光了，至于肉，除了搶老百姓的羊牛雞外，一個月不見葷是常事。
抗戰末期，山西清徐居然誕生了一條新的歇后語：日本人吃茭子----沒辦法了！
所謂茭子就是高粱。當地日軍孤立的據點由于補給不暢，只能吃到高粱米，加上不會做面食，結果小鬼子吃得面黃肌瘦，沒幾天就投降了。這一景象就成為了一句新的歇后語，用于形容窮途末路。
1944年，駐蘇南地區日軍每月發了肥皂牙粉，到點心鋪交換點心；
還有日軍拿軍大衣換地瓜吃；
山東諸城的日軍吃野菜團子的照片，登上了日偽的報紙；
北平郊區有日軍向農民討要蔬菜果腹，狀如乞丐；
戰爭末期，侵華日軍里多了不少上了年紀的手藝人，這些人為解決吃飯問題，開小店，做買賣，修農具，出租軍馬換糧食，生意做得是風聲水起。
這些行為可能稍顯滑稽，但還算相對本分。有些膽兒肥的日軍行為更加令人瞠目結舌。
1944年冬天，為籌集過冬的柴火和糧食，河北邢臺的廣宗件只、核桃園，南宮高家寨、南便村、蘇村等地的日軍甚至不惜“通敵”，拿出部分槍械彈藥來和自衛團、青抗先（青年抗日先鋒隊）做交易。
不僅小地方的日軍，就連北平日軍也這么干過。清華園附近的1個早點攤實際上是個交易所。雙方談判代表身著便衣同桌吃早點，吃著吃著就把交易談妥了。上到輕重機槍、擲彈筒，下至步槍、子彈，換多少多斤米面均可議價。交易雙方都只收實物，不要現金。
1945年農歷春節過后，駐河北冀縣的日軍集中了2個小隊外帶1挺重機槍，想打劫（偽政權）地方維持會長，“吃大戶，打牙祭”。這股日軍年齡段主要集中在14至16歲，以及45歲至50歲之間，是標準的老幼殘兵。加之長年營養不良，體力很差，結果幾十號人反被維持會長手下堵在院子里，用棍子好一頓胖揍。最后雙方經過“友好協商”，達成了用1挺重機槍換1頓豬肉水餃的協議。
交易完成，兩撥人各自歡天喜地回家
有強搶不成的，也有巧取成功的。
有些“腦筋活絡”的日軍官兵，整天為了當上中國地主、富農的“干兒子”而努力奮斗，說穿了就為了蹭飯吃。而一些中國地主、富農為了自家少受襲擾，也樂于這么做。
其實，日本文化是極為鄙視“上門女婿”的。在日本，上門女婿必須改姓女方家的姓，公開聲明效忠女方家，與自己家斷絕關系。如有違反，全社會就會把這人當作不守信用之人，這在日本比死還難熬，絕對沒他的好。可河南商丘1個日軍中隊長不但自己倒插門，還派手下幾個鬼子到老泰山家當長工。老泰山吃飯管飽，還發些零用錢，結果沒被派上活的鬼子那個羨慕嫉妒恨，就甭提了。
不光是中國地主們開始雇傭日本士兵，1944年，淪陷區的中國工廠里出現了大量日本“工人”，其實都是來打工糊口的鬼子兵。
敵后戰場上曾經不可一世、四處劫掠如家常便飯的侵華日軍，最后混成了這副光景。最根本的原因，是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期間，在軍事、經濟、政治、文化等方面與之進行了不屈不撓的、艱苦卓絕的斗爭，不斷觸發侵華日軍內部矛盾的激化與擴大，加速了其由強轉弱的衰敗進程。
現在有很多人十分關注戰場上與日軍的交戰情況，卻忽視了其他戰線上對日軍的打擊。無論是與侵略者浴血奮戰的國共戰士，還是在敵后戰場中共及其領導的抗日軍民，千千萬萬的英烈為了民族解放事業前赴后繼，付出了難以想象的犧牲，其豐功偉績自當永遠被后人銘記。